本文作者：评论尸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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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十年后回看，2021 年会是这个特殊时代中十分平凡的一年。

随着疫情第二年结束，许多悬浮的状态成为了日常，无论是从个人生活、工作，还是从国家经济、政策，亦或是在地缘政治与国际形势上。

没有人再把疫情当作一种临时性的变量，而是将其当作一种常量，去构筑未来的新常态。

在这一年里，人类社会集体作出了许多有可能会彻底改变未来，但如今看来语焉不详的决定，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只能回顾过去，并在过去的纹样中找到历史的分形。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在互联网上目睹了更多的争端，无论是个人对个人的，个人对机构的，机构对机构的，机构对机构的，国家对机构的等等。一如我在 2020 年发布的《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中所提到的。互联网赐予了每一个个体舆论上的核武器，使得互联网上的舆论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时至 2022 年，这种舆论战争已经开始影响现实世界，许多个体、公司甚至是基层政府在焦土一般的社交媒体战场上被误伤至灰飞烟灭，他们要么被封杀，要么被抵制，要么被撤职，他们中的许多原本“错不至死”，但在舆论的全面中每一次争论都意味着一批死刑。

在短暂的，瞬时的，破碎的争端中，对立的阵营却越发清晰。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对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立。

但实际上，中国现在面临的唯一真正的危机，是一个现代性危机。也即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对立。而当下社交媒体上的大部分争论，都只是这种对立的分支。

在解释什么是现代性，什么又是后现代之前，我们先来具体描摹一下现代性危机的状态。

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现代性危机感兴趣，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个危机十分熟悉。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看到了许多热搜，都有现代性危机典型的影子。

其一，是躺平，2021 年开年，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开始“躺平”成为了最大的热点，随之又成了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都曾在《在路上》里读到过 60-70 年代的美国年轻人是如何躺下的。也曾在 5 年前嘲笑过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和台湾地区的“小确幸”。

其二，是直播带货的频繁翻车，让许多人拍手称快“收智商税的终于倒了”，但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咋舌：“这些收智商税的怎么能这么赚钱？”

其三，则是在短视频时代，一方面越来越多“抽象网红”崛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封建文化”正在复辟。两种文化现象都让受教育良好的典型市民阶层感到困惑且不适。

其四，则是内卷，与躺平本身构成了时代上的对立，一边似乎有那么一部分人成功躺平了。而另一边，似乎有更多人卷得不可开交。这让人感到困惑，究竟是什么驱动那些内卷的人无法躺平。是什么塑造了他们的焦虑与压力。

如果抛去“现代性”与“后现代”这种不讲人话的大词，本文实际上主要描述下述四个领域的变化：

1. 直播带货的政治经济学

2. “抽象网红”与“封建文化”的兴起，满足了什么？

3. 年轻人为何，以及为何能躺平？

4. 教育与工作内卷的实质是什么？

但描述这四个领域，只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举例说明”。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试图解释：为什么作为整体性的人类社会仍在进步，而个体却越发地难以从中受益，或越发难以感受到这种受益？

本文的最后一节“总论：中国现代性的得与失”中，我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对以上四个命题没有兴趣，也可以直接阅读这一节获得本文的概要。但这将使得那段论述变得空洞无力，因而我不建议这样做。

什么是现代性？

描述问题，首先要定义问题。

但一如赤潮AKASHIO往年的年度叙事稿件一样，我们再一次选择跳过定义这个环节。

在本文定名为《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呓语》时，本文的编写组内部也爆发了一场关于“什么是现代性”和“什么是后现代”的争论。最终，参考《垄断的困境》写作中跳过对垄断的定义的做法，我们决定放弃这种无意义的争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汪民安撰写的《现代性》一书的导论第一句话如此写道：

“没有哪个词比‘现代性’这个词的解释更加纷繁多样的了。”

但实际上，本文会倾向于使用“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范畴”这种说法来定义现代性，并据此来定义后现代行为。

具体来说，本文所提及的现代性指“自文艺复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大约 60、70 年代），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关系的总和”。

我们可以将“历史范畴”通俗地比喻为“解题思路”，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道一步一步计算下去的数学题，那么某个历史范畴可能就是大题其中的几个步骤。

这意味着虽然我们定义现代性这个“历史范畴”时，使用了“欧洲”这个地域标签和“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个时间范围。但实际上，这些标签仅用于定义“现代性”本身。

被定义好的，作为“历史范畴”的现代性，就像是数学中的洛必达法则一样，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道数学题中，也可以出现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的美国，也可以出现在没有典型工业革命的东亚。

在这个历史范畴中，现代性伴随着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而发展。因此，它通常还代指对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普遍进步的认同，后现代则代指这些名词的反面：相信主观推断、感性、个性、非科学文化和对社会整体进步正当性的质疑。

这并非选取了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法，而是因为东亚现代性至今仍在形成的过程中，乃至本文都是构成东亚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的分析之一。因此，只有比对“已经完结”的现代性，亦或者说欧洲中心的现代性，才能更好地突出“中国现代性”的特殊之处。

不过这些学术上的定义都没有什么意义，按照赤潮年度稿件撰写的一贯风格，我们会倾向于给出更为具体的实例。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个部分。

1.

直播带货与现代企业

1.1

 直播家族的数字孪生

2021 年 3 月，快手头部主播辛巴在被平台封禁 90 天后，发出复出预告。

在预告视频里，辛巴带领全体徒弟在镜头前下跪，并宣誓要“接用户回家”。这种在大城市用户看来有些土的视频风格，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有着极大的市场。

然而，这其实并不是一种本土化的视频风格，而是一整套本土化的商业逻辑。一切要从辛巴是如何火起来的说起。

中国的主流舆论对快手这一短视频平台有两次祛魅的过程，第一次是自媒体人“X博士”的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在 2016 年让只知道抖音的城里人突然意识到，在中国的广大下沉市场，还有另一个日活已经过亿的短视频 App。

第二次祛魅，就是快手头部主播辛巴的破圈，让城里人意识到原来那个他们看不起的、农村的、甚至被称为“low”的下沉市场短视频赛道，商业价值远超于他们自己看的那个高端短视频赛道。

辛巴的破圈是在 2019 年，这一年的 8 月 18 日，这个此前从未被主流媒体关注过的快手主播，在鸟巢举办了一场“世纪婚礼”。高达 7000 万的投入，请来了成龙、王力宏、邓紫棋、张良为其演唱，胡海泉担任婚礼司仪、张柏芝亲自送上礼品，明星祝福 VCR 不计其数。

而更令媒体惊奇的是，据称婚礼当晚辛巴就借势继续搞直播活动，两小时营业额就突破了 1 亿元，真的是当天回本。

与 2016 年以前的快手一样，2019 年以前的辛巴在主流舆论中是不存在的。但其实辛巴的带货能力与早就受到媒体所热捧的薇娅和李佳琦旗鼓相当。2019 年全年，仅辛巴一人的带货收入就达到了 133 亿。而众所周知，辛巴并非单打独斗，他是有家族的。

与其他平台的主播不同，快手上的头部主播们按照“家族”、“门派”分为了几个巨大的势力阵营——辛巴818、散打家族、716牌家军、驴家班、丈门、嫂家军等。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追踪报道，主流商业媒体往往仅在一些节点性事件上对这些家族浮光掠影式的报道。

比如，在辛巴遭遇假燕窝带货事件之后的负面报道中我们看到，此前在直播中，辛巴的徒弟（同家族其他主播）会向辛巴下跪并管他“叫爹”。

这种看上去形如封建残余的行为，往往会让自诩属于现代社会的城里人感到极为不适。

然而，这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辛巴及其他类似家族仍在使用封建模式组织生产，为什么他们能够与现代化的、企业制的、理性的薇娅和李佳琦在商业上“打个平起平坐”？

受过朴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掣肘。

如果这种主播的使徒制真的是一种落后的模式，那么为什么辛巴直到 2020 年末陷入假货风波之后才放缓了增长，而不是早早地就在市场竞争中淘汰？

现在，让我们带着理性的批判来聊聊这个话题。

1.2

作为商品的“人”与公司的关系

抛开土味风格视频（内容）本身不谈，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是土味生产方式。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中国的下沉市场喜欢土味视频，而现代企业又是最为高效的生产方式，那么我们应该看到的不是辛巴 818 这样的主播家族，而是李子柒那样的由资本构建的博主——一群受过高素质现代教育的人，依照理性的数据分析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编纂和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土味形象。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土味主播的世界里，土味是完全渗入到生产关系中的——徒弟要给师傅磕头、下跪，要管师傅叫“爹”，师傅有绝对的权力，师兄又能压师弟一头……

在由市民阶层主导的主流舆论看来，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封建糟粕。但正如我之前所说，从纯粹的数字来看，这种看上去落后的生产关系却创造了与先进生产关系相似，甚至更甚的经济成果。

这实际上是由于，这种师徒制解决了直播、短视频、甚至是明星行业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人与公司的冲突。

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冲突就是：当一个主播火了之后，他往往想要单飞，而公司却又留不住他。

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外国，红人经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甚至在互联网诞生之前，艺人与经济公司的纠纷也是这类问题的前身。

明星/网红本身是人，但明星亦是一种商品，明星的经济价值来自可售卖的商品性，而人又是构成这一商品中最为不可控的变量。这是此类纠纷频发的浅表原因。

从深层次来剖析，如果我们真的将明星、网红或主播看作是一个“产品”，那么在这个“产品”中，各生产要素的构成是什么？

用俗话来说，面包公司要售卖一个面包，面包的生产要素有工人的劳动（劳动要素），机器的投入（生产资料要素），面粉的购买（资本要素）甚至是关于面包需要做成什么口味的调研报告（数据要素）。

那么，明星是由什么生产要素构成的呢？

大多数人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在明星这个产品中，最重要的要素一定是人本身。的确如此，一个主播或明星不管有多少粉丝，团队策划的内容有多么逗趣，经纪公司找来了怎样的资源支持，一旦其本人不再愿意出镜，他/她的影响力或经济权益都将无法继续维持。

但从生产的角度，人所代表的“劳动”却并非明星这一商品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

对作为商品的明星来说，公司将明星运作进选秀、综艺节目、为明星铺稿、投放广告、与更红的明星组合、让明星带资进组等，都是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对作为商品的主播来说， MCN 买量，付费与其他主播互动，对接商务资源，批量策划脚本，专业的摄像也都是网红自身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

我们经常会听到某些明星或主播的粉丝谈他们的正主早前有多么努力（劳动），但在娱乐圈和直播行业努力打拼的人不计其数，而最终获得成功的反而是少数。

因此，我们很难衡量一个主播或一个明星在成名之后，究竟有多少要归功于这个人本身的努力，又有多少要归功于劳动以外的资本扶持。

炮制网红的 MCN 公司和培养明星的经纪公司，是在以极低的良品率生产一种“影响力节点”商品。

而网红或明星本人，只是节点中的凝结核，没有他/她/它（猫狗，虚拟偶像），作为商品的“明星”不会诞生。但作为“明星商品”的一部分，明星这个人本身只占极小一部分。

于是，张力产生了。

在现实中，主播往往认为早期的创意是自己的，策划是自己的，辛辛苦苦，起早贪黑拍视频做直播的也是自己。为什么在火了之后，MCN 公司却要为仅仅一点点的流量扶持和商务资源而侵占绝大多数的利益呢？

但从 MCN 公司的角度，公司均等地为所有签约主播提供服务，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投资。如果 MCN 公司同时孵化 100 个主播，只有 1 个成为了头部。那么 MCN 公司一定要从成功主播那里，索要回浪费在另外 99 个主播上的成本，才足以让这门生意勉强不亏本。

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只想做勉强不亏本的生意，因此当他们终于成功地孵化出一个网红时，更有可能会极尽所能地对其压榨。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主播仅仅红极一时就与公司冲突，然后便不欢而散。

成功出名的网红主播认为自己只获得了一分，公司要一百分，这不公平；公司认为自己投出了一百分，收回两百分，这也不违反商业道德。

这便是网红/明星与MCN/经济公司之间矛盾的根源。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两年直播界其实探索出了另一种经营方式：夫妻店。

即，网红火了，嫁给或娶了 MCN 老板。也即，MCN 孵化 100 个主播，1 个成为网红，然后老板娶/嫁了这个网红。

我们抛开这种模式作为社会新闻谈资的余韵不表，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链条中，网红与 MCN 的经济契约，转化成了网红与老板之间的自然人社会契约。

这种关系的转化，带来了超越经济的社会契约，他使得网红这个被异化的“商品”，回归了人的属性。

MCN 公司（老板）与这个自己为之付出的个人，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而不是“投入、生产、回报”的经济关系。在传统网红与MCN之间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利益分配矛盾瞬间瓦解。

而又由于婚姻契约在一般传统意义上意味着对彼此的完全拥有，因而这甚至形成了一种合力：网红拼命直播，老板拼命跑商务，为的是共同的幸福。

不过，这种转化并不总能成功，因为它其中蕴涵着强迫的封建色彩。网红与MCN公司之间的张力，在成功转化为婚姻关系之前，某种程度上如同包办婚姻的“封建父母”，这可能给双方都带来不幸。

比如，2021 年杭州网红项思醒与其 MCN 老板的 68 页 PPT 情感纠纷，就是这种不幸的体现。MCN 老板张科峰一直以为两人是“水到渠成”即将结婚，而网红项思醒则觉得两人是纯粹的工作上下级关系，张科峰指责项思醒是女海王，项思醒指责张科峰是职场性骚扰和 PUA。

尤其是在倡导自由恋爱的现代社会，任何情感以外的，影响婚姻关系的行为都会遭到普遍地谴责。

因此，夫妻店也许是网红直播界最好的“经营模式”，但却并不是情感界最好的“经营模式”。

相比之下，辛巴及类似快手家族所使用的师徒制度可能更趋于完善。

1.3

 辛巴的网络师徒制对在哪？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师徒制生产关系是如何在网络直播行业中应用的。

在直接切入之前，我们还需要绕个小路去了解一下数字孪生的概念。

数字孪生本身是一个工业互联网概念，它是指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大数据等技术，在云端或是说在互联网上塑造出一个与物理产线对等的数字产线。通过这个数字世界的孪生镜像，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观察和调整整个工厂地运转。

对于个人而言，我们的社交网站帐号亦可以被视为一种数字孪生。我们主动地分享与发布，使得我们能从社交网站帐号去观察一个人的生活。但事实上，数字孪生又与现实中的工厂或我们不完全一样。

比如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经常讨论“人设”和“人设崩溃”，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数字孪生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与它在现实世界中的映射发生了较大的偏差，并被人揭穿。

辛巴的师徒制，是一种数字孪生的制造机制。

一般来说，我们个人的数字孪生或者人设，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资本、大众互动的影响，但其最初往往与物理世界的我们自身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但对于辛巴的徒弟们来说，并不如此。

辛巴家族中的主播在成为辛巴的徒弟之前，他们的数字孪生几乎是不存在的，其中一些人甚至此前并非网络主播，而只是一些小地方不务正业的社会青年。

此前曾有媒体称“在辛巴的描述中，辛选家族中大部分徒弟都是没爸疼没妈爱的边缘人，这个社会没有亲人支持他们，只有辛巴认真对待他们好，离开了辛巴他们啥都不是。”[1]

这些社会青年之所以在一夜之间，拥有了几万、几十万的粉丝，并能够开始与其他大主播“平起平坐”地互动、开直播卖货，完全依赖其作为辛巴徒弟所受到的“提携”。

因此，这些人下跪、拜师、管辛巴叫爹的过程，尽管充斥着令现代人厌恶的父权与封建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种“数字孪生诞生”的过程。在此之前，这些人的数字孪生完全不存在于世上，在此之后这些人的数字孪生得到了辛巴家族粉丝的认可。辛巴成为了这些人“数字孪生”在字面意义上的“父亲”，而主播之间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兄弟姐妹”。

与“签约-资源投入-回报”的商品生产逻辑相比，这一过程更像是“大户人家生了少爷/小姐”的家族逻辑。

在大多数辛巴徒弟的走红过程中，许多粉丝直接来自辛巴（父亲）或辛巴之前的徒弟（兄弟姐妹）。辛巴在线认徒现场，与欧洲和中国古代，封建家族子女成年时在更广泛社交场合的初露面极为相似——“这是我承认的子嗣”——是一种继承权确权的过程。

尤其是在这种师徒之下，所有的主播管观众叫“家人们”，更加加剧了观众自身对这一过程的参与感。

抛开其封建色彩本身，这带来两个非常显著的竞争优势：

其一，是比起商品生产的资本逻辑，它显著降低了孵化一个新网红/主播的成本。

这也是短视频平台，厌恶师徒制的原因之一。在师徒制下，影响力（流量、粉丝）在主播间的代际传播不受平台控制。除非平台主动降权斩断师徒制的传播链条，否则家族类主播孵化新主播，是不需要像其他的 MCN 公司那样购买大量平台广告的。

其二，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主播个人与MCN公司（家族）之间利益矛盾的问题。

由于新生主播的影响力是由拜师、师徒互动、师兄弟互动遵循“社会关系”逻辑，而不是“公司给你买量”、“公司给你对接资源”这种资本逻辑。因此新生主播对整个家族欠下的是“情感债”而不是“资本债”。

资本债是可以精算，可以偿清的，但情感债却不可以。

与 MCN 签约的主播，可能在自身对利益的计算或公司对利益的算计下选择解约，并演变成相互指责的撕逼大战，但师徒制下的徒弟却绝无这样的机会。

受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社会风俗影响，“徒弟”离开“师傅”往往会导致其影响力一落千丈。

这是由于，在这种孵化模式下，每个主播的早期核心粉丝，都是直接从上一代主播那里继承而来。用通俗的话讲，“我是看在你师傅的面子上，才关注的你。现在，你连师傅都背叛了，我怎么还会帮你呢？”

事实上，在厘清了直播家族制的本质是数字双生的塑造这一核心之后，我们真的很难指责这种制度是一种封建残余，因为它真的比公司制更好地解决了网络直播行业最本质的矛盾。

它用一种虚拟的家庭关系，将资本方（父）、人（子）、消费者（屏幕前的家人们）圈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大家族）。在利益共同体的内部，资源分配的效率没有明显下降，但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却优于市场逻辑，并且利益共同体的稳健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得以不断壮大自己抵御外部资本（平台）的盘剥。

当然，这也不是全然没有坏处，现代企业的优势之一是风险控制。而对于师徒制来说，由于利益共同体内部关系紧密，十分容易出现一损俱损的现象。

比如说，导致辛巴元气大伤的“假燕窝”事件缘起于辛巴的一个徒弟而不是辛巴自身。但“子不教，父之过”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同属师徒制的内在要求，因此辛巴在事件风波之初无法像其他网红公司那样“道歉，开除，切割”，只能为徒弟辩护（狡辩）进而也同时毁坏了自己的商誉。

但我并不觉得，这会是师徒制的根本缺陷。如果能在这种师徒制度中，引入更多现代化的治理手段，是完全可能避免这种风险出现的。我们将在下一章节谈到这一点。

如果现代性指的是我们要用工业化、世俗化、理性化的方式去推动社会的高效运转，我们就应当承认在直播这一领域，脱胎于传统封建师徒制的发展模式，远比所谓工业化、世俗化、理性化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更为高效。

然而，亦如李子柒，这种赛博家族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仍是高度现代化和数字化的当今世界。因此，这种赛博家族制度也是前现代性碎片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复辟，是后现代的一部分，而不是前现代的。

1.4 独尊现代企业制度可能是一种迷信

中国直播领域师徒制的发展，提示了我注意一个问题：

中国的主流舆论对师徒制、家族制等制度存在极大的偏见，又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有着极大的迷信。

在关于快手直播家族的报道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正面的报道，甚至没有人愿意去客观地分析师徒制成功的因素。因此，尽管这些批评报道自恃是理性的，代表现代社会道德观的，但其出发点却是非理性的，不够客观的，前现代的。

与之类似的另一个更宏观的现象，是中国舆论对家族企业的污名化。

在改革开放之后，家族企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它与现代企业制度几乎完全相反。

现代企业制度（modern enterprise system），是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规范和完善的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以股份有限公司为重点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一种新型的企业制度。

而在家族企业中，血缘与亲情这种非科学、非理性、非权责分明的因素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然而，认为家族企业组织形式并不重要，是一种现代化的骗局。

家族企业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美国学者克林·盖尔西克认为“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家庭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的企业中占 65% 和 80% 之间，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5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

作为改革开放至少前 30 年重要学习对象的美国和日本市场中，家族企业都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统计，家族企业占据美国 GDP 的 64%，创造该国 62% 的就业机会[2]。在日本，家族企业占据更主要的位置，我们所熟知的松下、本田、丰田、三井等，都是家族企业。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极为现代，仍在不断自我修缮和验证过程中的制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存世的时间，远远短于企业存世的历史。

14 世纪起，欧洲开始出现工场手工业，这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和企业正式在人类历史的舞台登场。四个世纪后的 1769 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企业由理查德·阿克莱特在英国诺丁汉创办。

但直到 20 世纪末，被称为管理学之父，现代企业制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才首次完成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归纳和总结。而彼得·德鲁克对家族企业的看法也十分谨慎，到其非常晚年，也就是 1995 年出版的《大变革时代的企业管理》中，才提出了对家族企业的管理原则。

在这本书中，彼得·德鲁克写道：

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企业，都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然而，管理书籍和管理课程几乎完全涉及公有和专业管理的公司——它们很少提到家族管理的企业。

德鲁克给家族企业总结了三个准则：

1. 家庭成员不能在家族企业工作，除非“他们至少和任何非家族雇员一样有能力，并且至少和他们一样努力工作”。

2. 无论有多少家族成员在管理企业，一项最高职位“总是由一个不是家族成员的局外人担任”。

3. 除了小型家族企业外，公司和组织中的大多数成员“越来越需要为关键职位配备非家族专业人士”。

在本书面世的 27 年后，也是彼得·德鲁克逝世的 17 年后，并没有很好遵守这三条规则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家族企业，正如上文所列举的数据所描述的那样，变得更加强大了。

而相反，自以为“弯道超车”，从最初就选择了“最科学”、“最理性”、“最现代”管理方式的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正在面临非常令人沮丧的接班人问题。

中国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有了私营经济，在 1992 年全面施行市场经济之后有了大量私营企业。

能在大浪淘沙中活到现在的第一代中国企业是非常可敬的，但无论是 1984 年成立的联想，1984 年成立的海尔，又或者是 1987 年成立的华为，都面临非常尴尬的接班人问题。

这其中又以联想最为明显，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曾在 2004 年也就是 60 岁时“准时退休”；2009 年，柳传志重回管理一线拯救困于危机中的联想；2011 年，柳传志辞任联想集团董事长一职，专注母公司联想控股的管理；2019 年 12 月 18 日，75 岁的柳传志才终于得偿所愿的正式退休。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

整个 90 年代诞生的中国企业家，由于受到当时盛极一时的全盘西化和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影响，几乎都不曾设想过让自己的血亲接班这件事。

即便是排除那些“无能”的富二代，许多企业家也执意将自己极有天赋的子女培养成了艺术家，科学家或文学家，而没有在他们的人生规划中将“接班”作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这一点，在中国最成功的那些第一代、第二代民企中最为明显，因为这些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激烈竞争中胜出，正是因为创办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比别人更全面地吸收和运用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然而，这种全面的吸收，或者叫“全盘官僚制（科层制）”，也造就了他们如今的接班人尴尬。

这些企业家一心想要将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直接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却忽视了职业经理人制度往往是家族企业无法正常传承时才会选择的下下策。在实践中，西方的家族企业，除非血亲无法胜任工作或没有适龄血亲，否则是不会随意启用职业经理人作为企业的第一负责人的。

因为正如主播与 MCN 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样，职业经理人也不会将任何企业当作自己终身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目标与企业的长远目标（如成为百年企业），往往并不一致。

尤其是对于大型上市公司来说，职业经理人既不是商业逻辑中的“大股东”，也不是精神上的“公司创始人的后代”，实际上是公司“完全的他者”，一个“随时可以离职的职工”。

职业经理人的基础逻辑是为自身牟利，为公司牟利只是为自身牟利的路径。而血亲继任者则承担着为家族（企业）牟利的道德责任，其次才是为自身牟利。

而将基业长青的百年愿景，寄托在一套制度上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诞生到现在甚至都还没有超过百年。

我们都记得当比尔·盖茨完全退出微软的时候，企业遭遇了怎样的阵痛，而苹果至今仍在这样的阵痛之中。彼得·德鲁克在 20 世纪末所提出的关于家族企业的管理原则，至今事实上仍在验证当中，不应被奉为圭臬。

过分地强调了经济契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可能是中国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所走过的一段弯路。

毕竟，避免“任人唯亲”与倡导“举贤不避亲仇”实际上并不矛盾。

1.5 CSR 与儒家五伦

事实上，我们发现，从前现代社会中寻找改良现代企业运作的方法，可能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路径。

其取决于我们是基于现代性思考批判性地吸纳前现代社会的实践经验，还是试图“复辟”前现代社会实践。

在 2021 年，诸多大型公司受到了“铁拳的制裁”，而其日常的社会价值探索和企业社会责任机制也并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这可能就是上文提到的，企业在全盘官僚化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

中国的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对什么样的社会负责，而只是大干快上地抄起了 CSR 和 ESG 的作业。

1924 年，美国学者 Oliver Sheldon 在其著作《管理的哲学》中，首次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是目前业界可查的，最早的关于 CSR 的描述。

30 年后，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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